吴学安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了被称为“文学蓝皮书”的《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笔者发现，继前几年职场小说火爆后，官场小说再成阅读新宠。据出版界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市场上热销的有200多部现代官场小说，其他自费出版和质量低劣的官场小说也屡见于市场。
　　
　　“总是有一个贪官，这个贪官有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婆，少不了还要有一个情妇，最后事情就是由这个情妇败露，此外必然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记者，甚至是美女记者介入……”，“官场小说”对相互倾轧的权力斗争给予浓墨重彩的“仿真”描写，以满足或迎合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导致了题材和写作手法的同质化。虽然官场小说揭露了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并取得令人惊叹的销售量，但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它仍只是一种消费型文学，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和廉政建设影响有限，也并无太多文学上的建树。
　　
　　虽说，相较于晦涩难懂的理论著作，中国人更热衷于透过文艺作品的戏剧化表达，去观察社会。但现代官场小说很多作品情节雷同、内容重复。反腐败是官场小说的主旋律，但对于许多官场小说来说，反腐败大多都是“封面”，真正吸引人的内容却是“权力拜物教”。根据调查，官场小说最大的阅读群体不是普通民众而是公职人员。按照常理，官场的真情实景，没有谁比置身其中的官场中人更清楚，他们还有必要去读此类小说吗？有这样的想法显然过于简单了。公务员读官场小说，除了“好知”还有“好奇”。小说中的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到底有多少相似，有多少不同，这大概是促使一些公务员去读官场小说的最初动因。当然，这不足以让公务员成为官场小说最大阅读群体。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官场小说中所写还有许多是一般公务员所“未知”。小说中的“原生态”情节，才是一些公务员乐此不疲追捧官场小说的最大动力。
　　
　　虽然只是小说，但官场小说大量的故事情节，往往脱胎于官场现实，正是这些情节，才让很多官员产生“共鸣”和“阅读兴趣”。正因为官场小说中把反腐当口号，虚写正面形象，实写反面典型，所以不可能触及读者的心灵深处，不可能警醒读者去反思贪欲之害。那些追捧官场小说的读者们更多地希望从书里取得“真经”，妄图寻找“飞黄腾达”的偏方、奇方，觅得捷径通向“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官场小说最吸引人的实际上是那些“潜规则”、“关系学”。在很多人看来，现实中官场确实有潜规则存在，是他们认可官场小说的前提。虽然不少官场小说作者声称他们的创作意图，是通过透视官场现象，揭示现行体制的矛盾，以及对人情、人性的叩问。但是审视官场小说的具体内容，与现实中的腐败问题却存在着诸多悖论。
　　
　　应该说，官场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争议，如今随着其作者队伍的扩大和销量的持续攀升，消极影响不断释放，更引起文艺评论界的口诛笔伐。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就认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时下，官场小说主要揭露黑道、权术、奢靡、色情等，笔触没有延伸到官场之外去探索人性，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缺乏对艺术创作的热情，抛弃了文学的神圣使命，极易把小说创作引向绝境，令人担忧。一些官场小说的思想文化资源更多来源于传统文化里腐朽的“官场文化”。不少人怀疑，官场小说的作者存在“夸大其词”、“混淆视听”的嫌疑，官场小说中的情节和现实社会到底有多少契合?尤其是在充斥着“潜规则”、“黑幕”的官场小说中，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成绩被淡化，人民群众痛斥腐败的正气被掩盖，真实的社会现实被颠倒过来，我们从里面只能看到一个腐败得只有靠权术和计谋才能生存的社会。
　　
　　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流行小说，官场小说虽然很畅销，但很多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并不见得有多高。笔者认为，官场小说作家要想真正在文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必须有社会担当，不能仅仅为了争取销量为了赚钱而写作。一方面，官场小说应当是严肃的社会批判作品，敢于揭露丑恶，读来发人深省，不是直接地狭窄地一味书写“问题”。只书写“问题”而抛弃了“主张”的作品，将是短视的、可怜的、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官场小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呈现或褒贬，传达醒世的力量才是它最该肩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文学的综合指标考量，官场小说作家要为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变提出自己的远大构想与精神蓝图，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的公务员读者提供积极的人生经验、阳光的做人经验、正确的从政经验。这样的官场小说，才有作家个人的精神气质在。而要告别官场小说的“喧嚣”，让其回归本来面目，官场小说作家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思想，应当是法治思想，是规则意识。有了这样的“道”，写出来的官场小说才能成为“正能量”，而不是欺世盗名的官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