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欢

编者按：
　　
　　先看看这样两个事例：
　　
　　11月2日，《现代快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一只手拿药瓶，一只手抓酒瓶。”南京市某局副局长老王这样形容八项规定前的应酬状态，但八项规定后，不一样了，应酬少了，吃饭规律了。不过，他表示，圈子里不少人偶尔还是会“转战”一些地段偏僻的山庄或会所，把饭店大厨请过来做菜。
　　
　　作家秦岭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久前，一位专门经营高档烟酒的商界朋友就诡秘地告诉我，八项规定之后，他只能出售一般档次的酒，而把掉价了的高档名酒封存了起来。我问其故，他说等八项规定这股风刮过了，他的高档名酒又能卖出好价。”
　　
　　中央八项规定颁布近两年来，像老王一样，不少官员经历着“从天天酒桌上应酬，到回家吃饭”的变化，但“圈子里不少人”仍心存侥幸，或是和“商界朋友”一样，对八项规定抱有“这只是一阵风”的预期。
　　
　　但这种预期必将落空。前不久，王岐山撰文明确指出：越往后执纪越严。
　　
　　当然，官场应酬乱象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顽症，不可能短期内消除。本文从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酒文化切入，试图找出官场应酬乱象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如何彻底改变这种乱象。
　　
　　
　　记者：请问您对中国传统的酒文化有何了解？
　　先人们“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劝勉，对酒文化的指向做了很好的注脚
　　
　　秦岭：在我看来，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的凸显和异质，在于它的养生、助兴、联谊、排忧功能为人们凡俗的生活注入了无穷的乐趣、情趣和意趣，极大地丰富了生活的内涵和质地。
　　
　　我老家在甘肃天水，那里是先秦时代诞生《诗经》的地方，先人们“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劝勉，对酒文化的指向做了很好的注脚。当年在故乡，我几乎是听着乡间酒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种春华秋实之后的酒歌、酒谣、酒令中，蕴含着千丝万缕的乡情、憧憬、欢愉、梦想和希冀。自古以来，无论官居要津之人、商贾市井之士，还是乡野田畴之民，在饮酒的问题上，都要讲究酒德、酒品、酒风的。当年西汉名将霍去病把御酒倒入泉中，三军将士不分等级贵贱，一同畅饮，那种豪迈与情怀，为边塞风情、民族精神注入了何等的光华。古城酒泉，就是酒文化最佳的诠释，洋溢着文化的醇香和气息。有了情怀与境界，就有了人文的脉络与规矩。
　　
　　记者：酒的文化气韵在古代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情境，“斗酒诗百篇”的激情，“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等等，到今天，流传的却是“酒杯一响，黄金万两”、“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杯子一端，合同就签”等庸俗段子，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腐败和不正之风，是对中国酒文化造成巨大戕害、消解和摧残的罪魁祸首
　　
　　秦岭：我清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喝酒还不是那么过于讲究牌子，在那个尚未形成竞争形态的时代，人们生活在相对还算公平的、有原则的社会秩序中，“办事”也不一定非得“求人”，随着社会变革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酒文化和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一样，迅速在公款消费、权钱交易、求人办事、人情面子、迎来送往的“哈哈镜”里变成了最为妖艳的风尘女子。为了某种目的、利益和欲望，酒杯里除了酒，还盛满了浓郁的献媚、巴结、结盟、钻营、博弈、阴谋、默契、暗斗……这是一种非常怪诞的、奇异的、让人痛心的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仅仅是变化，而是变异，这种变异也符合这个物质社会的某些潮流和特征。这一点，我有切肤的感受，1991年之前，我在甘肃乡下从事中学教育，习惯了清贫的教师们，偶尔在某个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小酌慢饮，低吟浅唱，低廉的酒精，为教书匠们枯燥的日子带来了无穷的、弥足珍贵的乐趣。后来我进官场当了秘书，情况大变，所有的迎来送往中，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酒，而且都是中外名酒，常被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从当秘书到负责一个单位，一路走来，所有的酒杯里除了酒，还有些什么，我非常清楚。我不能说我的一步步所谓“进步”与酒有关，但无论岗位如何调整，酒，就像一只看不见的魔爪，把你拎得老高，你休想挣脱它，否则会掉下来，摔个半死。当下，社会上关于酒文化的段子多如牛毛，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段子都与权力、官场、金钱联系在一起。可见，官场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是对中国酒文化造成巨大戕害、消解和摧残的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不是酒文化，更不是酒文化的本来面目，这是酒的洪涝灾害，是酒文化之殇，是酒德、酒品、酒风的自毁。“文化”与酒早已南辕北辙、渐行渐远。真正的酒文化，我们只能在权力和金钱之外寻找，稍稍回眸，我们会发现，酒文化，仍然在典籍和传说中闪耀，或者，在当下最底层、最民间的低吟浅唱里。
　　
　　记者：本报前不久报道了河北省文安县建设局原局长邵俊德等人工作日午间饮酒过量的案例，一些地方也曾爆出饭局上喝酒喝到输液，甚至丢掉“卿卿性命”的新闻，让人唏嘘不已。其实，不少人对于喝酒的态度很矛盾，深受其害却又难以脱身，您觉得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
　　当权力链需要酒来充当润滑剂、调和剂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官场江湖”的人，早已身不由己
　　
　　秦岭：你提到的这一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某地有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贵为某局局长，不幸在一次酒局中猝死，这样的死法一时难为了地方组织。于是在是否定性为因公殉职，是否可以申报革命烈士等原则性问题上好生一番讨论。矛盾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喝酒致死被褒奖，似乎有辱抚恤的庄严；另一方面也是振振有词，公款接待本身就是工作，人可是死在岗位上的……酒场成为领导干部慷慨赴死的“战场”，这一特色恐怕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何以如此？关键是当权力链需要酒来充当润滑剂、调和剂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官场江湖”的人，早已身不由己。
　　
　　听听这个段子：“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不能留；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没人要。”这个段子，已经很准确地回答了你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根子在于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客观上为这种不良现象的发酵提供了土壤。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变异的酒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约定俗成地、心领神会地进入干部管理任用机制，成为规则之外的潜规则。饮酒者心中即便有万千的不愿，但既然身在官场，也只能被潜规则裹挟着，不折不扣地逢场作戏，醉生梦死。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古人，清代吴彬的《酒政六则》中，告诉人们该和什么人一起饮酒、该在什么地方饮酒、该在什么时候饮酒、怎样饮酒才有趣、酒席上该禁止什么，以及酒后该干些什么。古人如此，今人何堪。
　　
　　记者：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您觉得这种现象是不是有所改善？
　　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乱了规矩，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为政风清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今天出台的八项规定立足现实，很有针对性
　　
　　秦岭：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老百姓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些动辄成千上万元的名酒，价格大跌。高档变中档，中档变低档。名酒变成了“民酒”，许多官员们认为减轻了负担，摆脱了纠缠，老百姓也是拍手称快。总体看，效果是明显的，可谓立竿见影。但愿这种遏止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长效而不是权宜。因为面对上级的政策，我们看多了、听多了各种各样的反弹、对策甚至颠覆。不久前，一位专门经营高档烟酒的商界朋友就诡秘地告诉我：“八项规定之后，我只能出售一般档次的酒，而把掉价了的高档名酒封存了起来。”我问其故，他说：“等八项规定这股风刮过了，我的高档名酒又能卖出好价。”这一逻辑，十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态，从我的经验看，这部分人，不在少数。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对官吏的管理，多从制度入手。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乱了规矩，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曾一度是官场人等必读的要典，为政风清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今天出台的八项规定立足现实，很有针对性，无疑是非常及时、必要的。它能否从根本上、源头上管住干部，得让历史和时间来检验，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乱象？
　　要区分公与私的关系，要从上到下切实转变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要大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秦岭：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任何包括权力在内的外来力量都无法改变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方向。酒文化既然成为文化，它经过了大浪淘沙，经过了披沙沥金。沙是沙，金是金。酒文化和“酒桌现象”不是同一文化层面上的概念。
　　
　　要彻底改变这种乱象，必须让当下的“酒桌不良现象”回归到真正的酒文化精神上来。“回归”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区分公与私的关系，如果是工作范畴，那就应该像公安系统的“禁酒令”一样“工作期间严禁饮酒”，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酒桌现象”；其次，要从上到下切实转变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坚决抵制凡事必须“烟酒烟酒（研究研究）”的歪风，只要办事不求人，酒文化必然不会走样；再次，只有大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必然会让人情、面子回归到常态，酒，终归还原于酒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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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岭，中国著名小说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和平区文联主席、党组成员，和平区作协主席。出版有《皇粮钟》、《断裂》、《在水一方》等多部长篇小说、小说集，主编文集20多种。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根据“皇粮”系列改编的5种剧目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