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济

　　曾主政山西大同5年的个性官员耿彦波争议再起。日前有媒体报道，其被调离后有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有民众喊话要求耿彦波回大同收拾“烂摊子”，持续引发关注。
　　
　　长期以来，“人走政息”以各种形式在一些地方轮番上演。新官上任，往往想的不是如何延续前任惠政，而是着眼于“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把否定前任当做建立现任权威的阶梯，前后两任官员的“断裂”现象，引发了群众焦虑。
　　
　　君不见，就在去年，先是在山西大同，耿彦波调任太原市长，大同市民走上街头，为了留住这位大兴土木的书记，更是为了留住开工在建的大同新城；后是在陕西神木，网上出现关于免费医疗和教育等惠民政策、县委主要领导调动以及县财政收支等问题的谣言，致使数百名群众在县政府门前聚集。如果政策的连续性决定于领导任期，朝秦暮楚、朝令夕改，又如何取信于民？如何不引起群众对未来的焦虑？
　　
　　其实，新官不理旧账，也可以说是人人心照不宣、引而不发的官场“秘诀”。公共管理学派认为，官员也是理性主体，同样可能在决策过程中追逐私利。以此观之，坚持前人的事业，既不能短时间出彩，最终也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于国于民有利，却是于己于私无益。因此，一些新上任官员热衷于大拆大建、另起炉灶，痴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便在5年任期中迅速获得可视化的政绩。在此逻辑下，自然是“萧规曹随”的少，标新立异的多，至于任期之后如何收场，那就只好“且尽生前有限杯，莫管身后无穷事”了。
　　
　　中央一再强调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确保政令的连续性、决策的连贯性，应是基本含义。
　　
　　确保政令的连续性、决策的连续性，不仅需要思想认识的提升，更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建立重大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就是要遏制劳民伤财、快意一时的政绩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已提出，“改革政绩考核机制，着力解决‘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用制度建设为治国理政铺就“钢轨”，才能确保政令不随领导干部的改变而改变。
　　
　　回归耿彦波刚刚调离大同时，大同市政府承诺政府工作是连续的，并以“五个凡是”作为保证，在寒风中挽留市长的群众这才吃下“定心丸”。时至今日，风波再起，变数增加，事情似乎远未平息。这都启示我们，制度，只有制度，才能真正确保政令连贯，防止人治的弊端，激发法治的恒久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