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雷

　　据媒体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性广泛收取的各类民生资源“附加费”不下20种，渗透到了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比如办网吧要缴纳30万元的“诚信守法及产业发展基金”，看场电影也有5%的票价进入“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目前“附加费”清理存在很大空间。
　　
　　针对群众意见，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清理规范”，另一方面“对于未列入财政部目录清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居民有权拒绝缴纳。”然而，无论是“清理规范”，还是“可以拒缴”，都必须法律先行，否则就会在“增加—清理—增加”中恶性循环。
　　
　　多如牛毛的“附加费”，什么时间设立、经过什么程序设立、收了多少、用到哪里去了，几乎都是“糊涂账”，这也是群众最不满的地方。
　　
　　根据法治精神，由“附加费”构成的政府性基金，属于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或者授权国务院作决定。然而，即使是列入财政部目录清单的“附加费”，也只有“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少数几项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多数“附加费”收费依据是“红头文件”。即便如此，在群众申请公开依据时，又多以“国家秘密文件，依法不予公开”为由加以拒绝。
　　
　　世界各国政府收入，都由税收和收费组成，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从规范政府收入机制来说，绝大多数“附加费”的最终出路都将是“费改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对一些产业、行业性的政府性基金，该取消的就应该取消，即使是基于我国特殊国情有必要阶段性设立的，资金也应该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而非以“附加费”的形式收取。
　　
　　为弥补市场缺陷而存在的“附加费”，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保留，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这类“附加费”与市场波动关联的科学机制。就如我国现在的成品油调价机制一样，让政府、企业、公众都有明确预期。
　　
　　将“附加费”关进制度的笼子，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如何设立，设立目的、设立主体、设立程序、怎么使用等都需要规范；其二是尊重公众知情权，“附加费”来自公众，公众有权知道收了多少、用到哪里去了；其三是罚则，如果违规设立的后果仅仅是等着“清理规范”，而“清理规范”不涉及退费与处罚，就遏制不了政府滥设“附加费”的冲动。
　　
　　11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加快推进价格改革、实施普遍性降费。清理规范“附加费”，本身就是价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对政府来说，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责任必须为”。有法律保障的政策制度才可得到有效执行。“附加费”必须关进法律的笼子，让有关部门不能也不敢滥设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