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贤彪

　　古人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圈、生活圈、交往圈，这是由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然而，“圈”有大小之分、正邪之别。正常的同志之情、朋友之谊，反映的是正常的人际关系，体现的是社会的正能量。而不以党性原则划线，掺杂着复杂的人情与利益，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扰乱正常的组织程序，以此形成的“圈子”则必须予以清除。
　　
　　所谓“圈子”，古已有之。旧社会的帮会，就是典型的以利而交的圈子。帮会的头目只要握有实权，哪怕他是个酒囊饭袋，其周围也会麇集起成堆的逐利之徒；而假如这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蠢笨和庸俗，他就会建筑起一个蠢笨和庸俗的碉堡，网罗一批保卫蠢笨和庸俗的奴才。逐利之徒目标明确而简单，所属不过是“利”，而一旦形成人多势众之态，就能独霸一方，为所欲为，形成对社会的强大破坏力。
　　
　　国民党看似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然而内部却帮派林立，就连蒋介石也在国民党这个大党中又结了自己的小党。他把编织从政网络，培植个人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多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以利益为半径，广建人脉，培植亲信，壮大自己的实力范围。蒋是奉化人，他的侍卫长，多用奉化人，他的秘书，有9位是奉化人。奉化并不出武夫，也不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区，但国民党军界里，奉化出过55位将军（其中中将以上20人），这种“人杰地灵”，与蒋的“亲不亲，故乡人”的用人理念不无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把黄埔军校这样一所革命气氛很浓的军校变成了自家的“私塾”，成为培养御用军的地方，从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蒋记“联合舰队”。结党营私的蒋介石，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夺得天下，结果却是派系林立，相互倾轧，难逃一败涂地的厄运。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搞“圈子文化”有着深厚的土壤，各个朝代几乎都有朋党之争。因为封建官场搞的是人身依附，结果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历朝历代也不乏见识、有胸怀的正直之人。《汉书》记载，汉文帝赶往京师即位，周勃半途迎接，请求私下交谈，侍卫左右的宋昌当即阻止道：“所言公，公演之；所言私，王者无私。”硬是把周勃弄了个大红脸。《梁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南朝梁时，徐勉官至左仆射中书令，为梁武帝掌书记，参与朝章译制及中枢机要的议策。他曾与朋友夜集，有个叫虞暠的亦参与其间。谈话中，虞暠以谋官事相求，并说他日后若腾达，必效犬马之劳。徐勉立即收敛笑容，正色道：“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使求官者讨了个无趣。古代处理公务的场所叫公署、公廨、公堂等，而因私事有所于求、请托，到达官显贵的私邸去“走门子”，古时称为“私谒”。凡正直的官吏将公堂与私谒分得很清楚，坚持不在私邸处理公务，恪守“只谈风月”的原则，就是不给那些走后门、拉关系的人以可乘之机，方绝以势以利形成“小圈子”之后患。
　　
　　我们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除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不允许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去结小党小派，不允许搞任何有损于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小圈子”。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坚持在用人上搞五湖四海，不搞以人划线、亲疏远近。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系、小圈子。并曾讲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搞五湖四海，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才有效地避免了“小派系”、“小圈子”的形成，从而维护了党的集中统一，夺取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封建残余思想影响和一些领导干部私欲作祟，近年来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有所抬头，“圈子文化”滋生蔓延。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等同于组织，甚至凌驾于组织之上，把主管领域当成“私人地盘”，想方设法立“山头”、当“大王”、做“舵主”，把上下级关系搞成利益输送关系和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党员干部为打通仕途、谋取私利，投机钻营，拉“关系”、找“靠山”，只知有团伙，不知有组织；只知有靠山，不知有纪律，甚至甘愿做人“家奴”，出卖人格和灵魂。相比个体官员的腐败而言，搞“团团伙伙”、“小圈子”显示出的问题无疑更为严重。这种“圈子”、“山头”，说到底就是人身依附，就是利益集团，就是腐败的生态链，它是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封建化的形式表现。如果听任这种现象存在和蔓延，势必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使党组织变成一盘散沙，从而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对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部署时，着重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再次表明党中央治理“帮派”、“团伙”、“山头”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梁衡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他的“六个无”，其中第四个就是党而无私。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了吗？而周恩来的可贵正在于党而不私。他有一句名言，在团结上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揭示了团结的根本要求，也含蓄地指出了团结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确有那么一些人，对“小圈子”里的人情，对“小圈子”外的人数。圈子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出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圈内的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只看跟谁，不论是非；圈外的人，则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殊不知，搞了“小圈子”，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使“小圈子”之外更多的人成了对立面，其结果，一害事业，二孩个人。事实证明，凡喜欢搞“小圈子”的人，在党的纪律、党的规矩面前，没有不碰壁和不失败的。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其实质是结党营私；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天下归心。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君子之朋”。如此，我们便能恪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的党性原则，拨开迷雾，登高望远，跳出亲情的“小圈子”，跳出用人的“小圈子”，跳出利益的“小圈子”，而使自己具有大视野、大胸怀，从而成就大事业、展示大作为。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应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党内规矩，对上级做到依靠而不投靠，服从而不盲从，坚守做人底线，不搞人身依附；对下级则要一碗水端平，一把尺子量到底，让下属在权利、机会、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引导并鼓励他们走正路、做好人，以德立身、以实创业、以绩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铲除“圈子文化”滋生的土壤，打造一个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让我们的事业吸收充分的营养，根深叶茂、拔地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