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的力度，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不到400人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在四年里面，已经落马了23人，概率超过5%。是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中，反腐力度最大、涉及官员最多的四年。副部级以上落马的军政人员超过150人，厅级官员上千人，受处分的各级干部超过100万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一个省部级领导，受贿和资产来源不明，多达数亿人民币，确实是一个天文数据。没有受到严肃管制的权力，可以让一个本来还算优秀的党员干部，变成了魔鬼，变成了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利益为敌的蛀虫。

要搞改革开放，离不开领导干部的指挥和管理。但是，没有一套严格管理干部的体制机制，许多人在金钱面前是很难抵挡得住的。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不管是哪个朝代，腐败问题，都是无法解决，很难控制的致命问题。

腐败不是中国人的特产。外国的腐败也很严重，印度、巴基斯坦、非洲各国，甚至美国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可告人的腐败。台湾搞民主，，蔡英文都有腐败。泰国、意大利、法国的总理和总统，腐败的问题也很突出。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土地价格上升太快，国有企业的资产增值太快，这些本来都是大好事。不过，当社会财富增长与权力联系起来，腐败的土壤就非常肥沃，腐败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因此，上面看到那么多的落马官员，其实也是因为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关，与党的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

中国公务员工资，总体不是很高，还可以说，有点偏低。而私人企业家的收入，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当官员把自己的收入与私人企业家比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长生心理落差。而私人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商，或者与资源有关的商家，他们如果没有得到官员的“帮助”，可能很难得到发展的机会。

能不能干的权力在官员手里，干好干坏靠自己的能力。有能力的商人，加上官员的支持，就可以超常规发展，把竞争对手打垮。这样一来，很容易形成官商勾结，就连税务部门，价格部门，工商部门，警察部门，都可能是商人行贿的对象。

高级行政官员，因为可以发乌纱帽，而每一个乌纱帽，都有一定的寻租空间。通过对高级主管的行贿，就可以得到乌纱帽，或者晋升。

当大家把当官当成发财致富的途径以后，整个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腐败就变成了常态。老百姓默默地忍着。在中国的历史上，老百姓的忍耐性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就形成了爆发力，这种爆发力，可以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对统治者造成直接威胁。

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也是中国在晚清和民国革命，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1840年以后，清王朝开始沦陷，使中国之后100多年，成为最不堪入目的历史。国民党的无能，导致中国无法抗拒日本的大规模入侵，给共产党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

建立在穷人和农民基础上的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虽然留下台湾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大陆的彻底解放，使中国结束了好几代人的内忧外患，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代文明，都能像中国这样幸运，在经过彻底衰败以后，还能站得起来称雄世界。当今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超过了12%，尽管远没有200年前所达到的高度，但是，现在的发展势头依然可观，争取发展到20%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也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了今天的辉煌。而共产党人也是人，是人，就有缺点。就算90%以上的人，都是真正不腐败的，也排除不了有5%，甚至更多的人，自私自利，不顾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暴发横财，置党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

这样长期下去，党的威信，就要受到威胁。因此，反腐是很有必要的。打一批问题比较严重的官员，也是有必要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一个政党为了维持合法的统治地位所必须做的。

不过，应对腐败的问题，不能光靠抓人，不能光靠清旧账。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后来者的腐败。到了明年，有些反腐主要领导，也许因为年龄的原因，必须由更年轻的人来接班，而接班人的反腐效率如何，也不能光靠抓人。

所以，机制建设，成为关键。从严治党，在于治本。治标难，治本更难。这是一个啃硬骨头的事情。如果不治本，那么，治标的工作就可能打水漂，也可能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要是那样的话，过去数年的大力反腐，对社会的发展作用，就很难体现出来。

六中全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此。这是决定治标的问题，这是确定能否把反腐、防腐工作做好，维持共产党威信和统治地位的历史重大问题。老百姓更希望有一个长期靠得住的政党，才能让中国真正的走向繁荣与富强，建立真正幸福而公平的社会。